无川不成军！为什么四川人能打仗？丨杨叔洞察

  今天这一期来聊一聊四川，强调一下，这里说的四川，因为涉及历史，所以包括了现在的重庆。如果说中国哪个省在抗日战争中贡献最大，恐怕不好说，但要说参战和牺牲的人数，四川是公认的全国第一。看上去嘻嘻哈哈、喜欢安逸的四川人，却又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能打仗的人群之一，故有“无川不成军”的说法。

 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非常大程度上是和当地的地理气候分不开。从卫星地图上看，四川的基本地理结构是由东北向西南倾斜，略成矩形的盆地，巍峨的山脉包围着面积为1.88万平方公里的“川西坝子”。四川的地形，与外界基本都是大山隔绝。

  自古出入只有两条路：向东走长江三峡，向北面取道汉中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，双眼突出十几厘米，也许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四川人都很想有对大眼睛，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  四川盆地内部绝大多数都是一马平川，四季分明，日照少、气候温和，降雨充沛，秦国攻占蜀地后，由郡守李冰设计开凿的都江堰水利工程，让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天府之国。

  俗话说少不入川，主要是因为这里气候宜人，生活好，吃得好，美女又多，年轻人到了这里，多半会丧失斗志，所以也就造成了历史上四川这一个地区的人不好斗。一般只有穷山恶水才会形成彪悍的民风，为了口吃的就玩命，自然更善战。像江南、四川这种地方，历来都是只要你别来打我，破坏我的生活，我对你那块地方也没兴趣。

  有句话叫做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未治”，意思是说每逢乱世，四川因独特的地形肯定率先割据，而天下平定后，四川往往是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地区。

  成都平原丰厚的出产使生活太过安逸，导致四川人并不尚武，“吃饭垒尖尖,打架梭边边”就是四川人的口头禅之一，中原政权过来，他们基本不太抵抗。刘秀攻蜀，不足两年；刘备入川，也不足两年；钟会、邓艾伐蜀，五个月;桓温伐蜀，四个月；五代时后唐灭前蜀，历时七十五天；赵匡胤灭后蜀，历时两个月；明朝克四川，不足五个月。基本都是一鼓而下。

  但不好战并不等于不能打。蜀人要的是安逸的生活，中原汉人政权来了，无非是换个皇帝，不会破坏他们原有的生活，但如果是外族人来了，移风易俗，打破了他们的好日子，那对不起，抗争到底。所以蒙古攻宋，四川持续抵抗了五十年，直到南宋皇帝投降后，四川仍然坚持抵抗了三年，蒙古大汗蒙哥就是死在了重庆。清军入关，四川也持续抵抗十余年。

  蜀道之难，造就了四川这一个地区总是偏安一隅，无心参与中原纷争。但正是得益于四川独特的地形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华民族才有了大后方，四川人更是扮演了担负国家兴亡的重要角色。资料显示，抗战期间，四川省担负了全国财政支出的50 %，提供了1/3的粮食，征兵及自愿报名参军者约350余万人，占全国的五分之一，正面战场每5人中就有1名川军，平均每17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个大型会战和战役，伤亡、失踪64.6万余人，被俘率却最低，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之多，居全国之首。

  但是，在抗战初始，并没有人相信四川人能有如此能量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，四川一省当中就产生了五大派系十几路军阀，二十年间发生了四百七十多次混战。但这样的战争发生在四川，就天生自带喜剧属性：战胜一方从不追击，还要致电对手表示“慰问”，如果对方有家属落在占领区，会好生安顿，不加骚扰，更不可思议的是给老百姓“发红包”的奇闻。这种 “战争”简直如同游戏，每逢有战事，很多吃瓜群众会像看球赛一样登高观战，加油起哄，看热闹的劲头比双方士兵都大。

  就这样一支“游戏人间”的川军，当线年起，蒋介石以围剿红军的名义率参谋团入川，四川军阀就结束了混战，但川军步枪加烟枪的“双枪兵”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从蒋介石到老百姓，从国内到国外，都不相信川军还能真去和强悍的日军作战。

  1937年，一个目睹川军向前线开进的美国人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这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，叫人看得发呆，令人捧腹。他们沿着马路，通过郊区，成群结队，毫无秩序……许多扛枪的人，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……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，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，荷着鸟笼，抱着猴子……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，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。”

  蒋介石对川军也没啥好印象，认为他们只适合在四川称王称霸。在1935年8月的峨眉训练团举办期间，老蒋就毫不客气的开骂：“某些（川军）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，仰卧倨傲，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，形象甚为难看，可见毫无教育！”

  陈诚认为：“四川军队素质之差，国内外有名，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，相差甚远！”何应钦称川军“质量难于充实”，“有急需提前整理之必要”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本与川军还有点交情，但听说要将川军调到他的战区，便一口回绝：“我不要这种烂部队！”

  普通民众更是没信心，媒体称川军有三多——“老婆比军官多，军官比士兵多，士兵比枪杆多”，“技艺太低劣，不敢对外献丑，只能在家里随便胡编一气，冒充能手，骗骗自己人罢了”。想想也是，四川人一贯安逸好耍，四川人组成的川军还只有“打游戏”的经验，武器又差，有的枪连膛线都磨平了，很多官兵都是文盲，看不懂地图，更没见过现代战争，开到前线去，只能当炮灰啊！

  但打一场对外的民族圣战，岂能与同胞互殴的内战相比？川军出川抗战，既是为了民族大义，也还是为了捍卫自家的生活方式和妻儿老小——让日本人打过来，沦为亡国奴不说，老子连汤元都吃不匀净、麻将都打不成啰！

  保家卫国的川军将四川人坚韧的另一面充分表现了出来，用行动洗刷了污名，完成了从只知有大帅的杂牌到国家军队的转变。川军26师参加淞沪会战，全师四千余官兵，撤离时仅存六百多人，伤亡85%以上；南京保卫战中，川军21军145师弹尽援绝，师长饶国华不愿被俘，举枪自尽；豫中会战川军第36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，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，总司令李家钰奋战牺牲。

  要说川军的典型战例，当然要属台儿庄战役中的滕县保卫战。川军122师和124师一部在师长王铭章率领下奉命在滕县阻击日军第10师团，日军兵力占优，还配有火炮、坦克和空中掩护。王铭章清楚，凭川军实力，藤县守不住，但他对士兵们说：“我们身为军人，牺牲原为天职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达成目标，虽不剩一兵一卒，亦无怨尤，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，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。”

  从1938年3月14日开始，122师以轻武器和手榴弹顽强抵抗了整整三天，三天后日军在付出了近千人的伤亡后攻陷滕县，王铭章以身殉国，包括参谋长赵渭宾、副官长罗甲辛、少校参谋谢大墉等人在内的守城川军几乎全部阵亡，但无一被俘。

  日军最精锐的甲种师团与中国装备最差战斗力最弱的川军相遇，竟然遭到了猛烈抵抗，令日军大感意外，充分证明了川军战斗意志的坚决和无畏，更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赢利了时间。李宗仁评价：“川军以寡敌众，不惜重大牺牲，阻敌南下，完成战斗任务，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，若无滕县之苦守，焉有台儿庄大捷？台儿庄之战果，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。”鉴于川军数量之大，牺牲之巨，遂产生了“无川不成军”的说法，这并不是夸张。

  四川不仅要出兵，还要出钱出力。举个例子，自贡的井盐有两千年历史，历来都是四川的财源之一，国民政府于1942年实行了食盐专卖制度，自贡的盐税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资产金额来源，盐税收入最多可占到全部税收的60%。整个抗战期间，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1938900吨，每年上缴的盐税达2700万元（法币），这笔钱可支持27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，或购买大米14.5亿斤，可供应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，大后方产盐及盐税对于抗战的重要性，由此可见一斑，这也被称为“川盐抗战”。

  1941年至1945年，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.6万市石，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.75%、稻麦总量的31.63%。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。要知道，成都平原虽可称富饶，但面积仅及关中平原的一半，与东北和华北大平原更是不能比，若在平时，产出也只是达到足够自给略有盈余的水平，但在抗战的特殊年代，四川就得充当“天下粮仓”，四川人民节衣缩食，从牙缝中挤出粮食和物资来供应军需民用。

  至于出力那就更多了，四川共动员了250万民工，修通了川陕、川黔、川滇和川湘四条公路，新建扩建了33处空军基地。在1943年末，四川就动员了29个县50余万民工，用了半年时间建设了新津、邛崃、彭山、广汉等机场。他们没现代化的工程机械，所用的工具无非锄头、扁担、锤子、石碾而已，劳作之艰辛难以想象。

  他们忍饥挨饿，流血流汗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修好的机场，最终发挥了巨大作用。由四川空军基地起飞的B-29轰炸机，在东京等60余座日本城市投下了16万吨炸弹，日本航空工业被毁60 %，其他军工厂被毁40 %到90 %。在美军以太平洋岛屿为基地轰炸日本前，四川是唯一能对日本形成战略轰炸能力的地点。

  四川虽然相对闭塞，但抗战爆发后，人民的觉悟却并不低。1941年秋，四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甘绩镛在一处茅草房前休息时，问一个老农：

  “军队去前方打仗，没粮食就吃不饱，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。只要能打胜仗，赶走日本鬼子，能过太平日子，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，也有想头，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！”

  四川人民在抗战时所受的煎熬和痛苦，所表现出的信心与勇气，远非后世所能想象。蒋介石后来也改变了对川军的看法——“抗战军兴以来，中央本既定之策，而以四川为抗战重要根据地。我川省同胞，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，忠诚奋发，同心戮力，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。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。输将慷慨，缴纳必先，丁壮从戎，踊跃恐后。推而至于增产、运输、募债、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，莫不有优良之表现。军实资以供应，兵源赖以补充。”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抗日八年, 川军的牺牲相当大, 抗日卫国之功，殊不可没”。

  近现代的四川除了数量巨大的川军以外，还产生了很多将帅。近代以来的四川对于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很快，这可能与四川地处中原文明的边缘，受礼教束缚相对小的原因有关。所以，与古代四川难出将师不同，近代的四川人开始在军旅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以产出“高品质人才”为特色——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，四川人就有四位：朱德、陈毅、、。

  只要看看四位元帅和的传记，都显而易见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乐观、幽默、豁达的特点，这种四川人特有的性格使他们艰难困苦之时不会有情绪上的巨动，能够理智平静地渡过难关，还会时不时幽上一默：小朋友不听话，要打喽；中国人穷是穷了点打起战还是不怕死。

  刘帅勤学善思不恋权，建国后就不再领军，而是去搞军校建设；邓公三起三落，换作他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想不通了，但小平同志依然平静地面对坎坷，最终带领全体中国人走上了康庄大道。而且这五位开国元勋，都比较长寿，除陈毅元帅在70岁去世外，其他都活到了90岁以上。心态好，活得长，四川人在这方面还有优势滴。

  在建国后的朝鲜战争和对印、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尽管已不再会有以地域相区分的“川军”，但四川籍军人付出牺牲仍然很大，以朝鲜战争为例，志愿军牺牲军人当中，川籍有三万多名，与抗战时期一样，居各省之首，并涌现出了邱少云、黄继光这样的烈士。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，四川也是主阵地，四川人再次成为建设主力，同样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

  正因为四川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独特而巨大的贡献，所以当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之时，全国各地的援助也蜂拥而至，“川人从未负国，国人决不负川！”——能赢得举国尊重，这句话可算是对四川人的最高褒奖了。当然，面对灾难，天生乐观的四川人又以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在八方支援之下，迅速恢复了正常生活。今天到四川去，无论是在当时的灾区，还是别的啥地方，依然能见到许多不知忧愁的四川人，如果跟他们一起，吃上一顿火锅，搓上一圈麻将，也许就被欢乐的四川话给完全治愈了。